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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读《史记》中的商鞅传，商鞅是一个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怜的人物。
令人敬，乃是由于他意志坚定，理想执著，目光远大，行起事来雷厉风行，果断斩决，一意孤行，不计后果。他具备了一切改革家应当具备的优点，又有秦孝公始终不渝的信任，二十余年里放着手，放着心，让他这把锋锐的刀在秦国羸弱多疾的肌体上切割剜除，他果真就在这边鄙戎狄之地做出了一番大事业，让连续几代积贫积弱的秦国一跃而为诸侯列国的前茅，且矛头所向，势如破竹，“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桑弘羊），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政治体制基础、思想基础和军事基础。商君相秦十年后，《史记》记载是：“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令人惜，乃是因为他是一个善处事而不善自处的人，或者说，他能做大事，却只能做小人。处事练要，为人刻薄。为国谋，善；为己谋，拙。以小人的方法去做大事，事成了，人却败了。郭沫若认为，他与秦孝公都是大公无私的人（顺便提一下，“公私分明”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商君书》里），其实孝公还有为子孙谋的私心，而商君真是把一切都奉献出来了。《战国策·秦策三》记秦国后来的应侯范睢说商鞅：
事奉孝公，竭尽自己所能没有二心，一心为公不顾私利，使赏罚诚信而致国家大治，用尽自己的才智，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惜承受怨恨，欺骗故友，俘虏了魏国的公子卬，最终帮秦国擒获敌将破败敌军，掠地千里……
[原文：事孝公，极身毋二，尽公不还私，信赏罚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旧交，虏魏公子卬，卒为秦禽（擒）将破敌军，攘地千里……]
商鞅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献出去的地步。为了秦国，他把自己的名誉、人格都丢弃不要了。当一个人对一种政治实体皈依到“无己”的地步，悲剧也就开始了。因为人类毕竟还有更基本的安身立命的原则。这关乎着人类的尊严、价值、幸福的根基，这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信诺，是一切一时的政治需要所不能取代和凌驾的。郭沫若都对此不能理解：“虽然是兵不厌诈，人各为主，但那样的出卖朋友，出卖故国，实在是可以令人惊愕的事。”秦孝公死，那个被商鞅处罚过的太子即位成了新主宰，风声日紧，不祥的阴云越来越浓，已请求退休，蛰居自己封地的商鞅，如芒刺在背，惶惶不安，便带着家属老母要回归魏国。魏人不接受，理由是：“因为您竟然能出卖欺骗您的老朋友公子卬，我们无法知道您的人品。”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商鞅使秦国强大，各诸侯国还不敢得罪秦国，谁也不敢收留他。《吕氏春秋·无义篇》就此议论道：“故士自行不可不审也。”出卖良心去附会政治，抛弃价值去迎合权势，这种“大公无私”，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常常发作的羊角疯啊。
让人怜，又是他被车裂的结局。当他被复仇的人群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故国不接纳他，他只好带着他的为数寥寥的徒属北上击郑，做无望的困兽之斗。他大约想在秦以外自营一块容身之所。他知道他在秦已无立锥之地。那些官衔、封号、连同商於十五邑的封地，顷刻之间都灰飞烟灭。诸侯各国纷纷对他关起大门，如避瘟神。身后是被他割了鼻子、八年闭门不出的公子虔，对他咬牙切齿；眼前是四面竖起的墙壁，一片说“不”的声音，“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新序》），天下之大，幅员之广，除了那几个死心塌地的徒属，再无他的朋友—他以前太无视朋友的价值，太践踏基本的为友之道了。当个人毫无自身的独立意志与独立操持，抛弃一切基本的道德信条而依附体制时，体制能给予你的，当然也可以拿走。一切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往往免不了人亡政息的结局（假如再没有外部压力或对外部压力说“不”的话）。聪明绝顶的商鞅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在他被车裂前五个月，赵良就警告过他：“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老秦王一旦伸腿死了，秦国以罪名来收捕你的，人数会少吗？你的死期很快就要到了！五个月后，可怜的、走投无路的、被世人所抛弃的商君，被杀死在郑国的黾池，然后尸体又被残忍地车裂（此据《史记·商鞅列传》。《秦本纪》言似直接车裂）。咬牙切齿的复仇者们杀了商鞅全家，包括白发苍苍的老母。到此时，商鞅又把自己的生命、全家族的生命奉献给秦国了。其罪名真是极具黑色幽默：“莫如商君反者！”—一个把良心生命都献了出来的忠心耿耿的人，最后却得到了“反叛”的罪名！不知商鞅在目睹自己白发苍苍的老母血溅屠刀的时候，这个力倡大公无私的人，是何等样的想法？
所以，对商鞅，我实在不忍心说他的坏话。事实上，我内心里倒给他十分的敬意。在读到他走投无路仰天长叹时，还为他掬一把心酸泪。可是，读完《商君书》，却又不得不说他的坏话。好在《商君书》并不一定全是商君所作，高亨先生认为至少有五篇不是他的，而郭沫若则认为除《境内》篇外，其余均非商君所作。这样，我写下面的文字时，感情上就不是十分的别扭—且让我这样自欺一回罢。《史记》中的商鞅和《商君书》中的商鞅，确实给我两个极不协调的形象。如果《史记》中的商鞅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怜，那么，《商君书》中的商鞅形象则是令我惧、令我恶、令我恨。
事实上，对商君，司马迁的态度也颇暧昧。在写有关商鞅的行事及政绩时，太史公几无一句贬责之词，甚至说出“秦民大悦”的话来。同时还令人可疑地写了一大段商鞅以帝王之迹干孝公，不得已而后用霸道的文字。“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这不能不说有为商鞅开脱之嫌。可是，在传后例行的“太史公曰”里，他又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少恩”，“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这不颇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么！
二
《商君书》，一言以蔽之，一曰壹民，二曰胜民。这是我读枯瘠、冷酷、蛮不讲理的《商君书》后得出的结论。
壹民，据我的分析，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只要一种“民”—耕战之民，平时耕田，战时攻敌。其他如“学民”、“商民”、“技艺之民”（《农战篇》所列）、“士”、“以言说取食者”、“利民”（吃利润的人或投资者。《去强篇》所列）等等，则统统是危害国家的“虱子”，应使他们无路可走，从而逼他们归入“农战”一途。二是，国民只做一件事：农战。农与战看似两件事，实则是一件事。民为体，农战为用，一体而二用。其目的则在于建立一个绝对一元化的社会，使社会结构简化、单一化、垂直化，社会生活单调化，由一个绝对中心控制：
《赏刑》曰：
圣人的治国，实行一种赏赐，一种刑罚，一种教育。
[原文：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
《算地》曰：
对内，要求人民一律从事农业；对外，要求人民一律尽力战争……人民的倾向一致，才肯务农。人民务农就朴实。人民朴实，就安居故土，不愿意外出游荡。
[原文：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
“壹民”的目的，当然在于使民“朴”，也就是愚朴顺从。“壹民”的具体措施，则是先从经济（利益）的一元开始，然后达成政教的一元：
《说民》曰：
人民的欲望有千万种，而满足的途径只许有一条（农战）。
[原文：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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