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绵软的剃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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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苏轼《留侯论》）

此何人哉？—留侯张良也。秦汉风云的幕后总导演张良也。

张良是刘邦的谋士，但我以为他只不过是躲在幕后，利用刘邦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推翻暴秦，为韩报仇。和刘邦手下其他人不同，他与刘邦不像上下级关系，而像是合作关系。甚至，他比刘邦还高一级，他是孟子之后又一位自称“王者师”的人物。当刘邦做了皇帝后，张良就淡然隐退，“学辟谷，学道引，欲轻举”去了。

张良的出身与项羽有相似之处，都是六国贵族。据《史记》的记载，张良的祖父和父亲在韩国连做了五代国相。到了张良，这位世家子弟还未来得及在政坛上展露身手，韩就被秦的铁骑踏平了。年轻气盛又自负其才的张良一下子被葬送了大好前程。自此，他也就在心中埋下了仇秦的种子。他与项羽一样，在秦末，都是一个复仇者。

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在秦末，项羽和刘邦在反秦斗争中是有不同的风格的。对项羽而言，秦是国难家仇的债主。“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史记·项羽本纪》）。连他的姓氏都是由楚而来，楚与他家族可谓连筋带血。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这是国难。项羽的祖父，楚大将项燕，被秦将王剪逼杀，这是家仇。带着这种家国的双重仇恨，项羽扮演的乃是一个血腥复仇者的角色。他并非天性残暴，这方面他一点也不比刘邦更突出。他只对他认定的敌人残暴。而在另一些场合，他是被称为有“妇人之仁”、“仁而爱人”的人，这是典型的贵族家风。只是他所认定的“敌人”的范围太宽泛了：凡秦人—关中之人，都是他的敌人；凡秦人之物，比如那空前绝后的阿房宫，都是敌人之物，他都要毁灭。他是鲁迅所讥诮过的，那种“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的“昏蛋”。凡是敌人反对的，他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他就要反对，他很有这种简单形而上学的毛病。

刘邦则不同。刘邦在七国时，一无所有，所以，秦灭六国，他无所失。在秦时，日子过得倒不错：做个亭长，耽几杯酒，好一些色，赖一些不多不少的酒账，耍一点不大不小的流氓。游手好闲，不事生产，悠哉游哉也挺快活。他与秦，并无个人的那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反秦，倒像是激于“大义”，又是出于一种投机，有一种浑水摸鱼的味道。他以他特有的敏感和贪婪，一定是觉出了，这个世界已是一个没了主人的花园，谁都可以进来薅它一把，把名花贵树拿回去当烧火柴了。所以他在整个反秦过程中，能平和，能较从容地行事，较宽容地待人，从而，显示出一种较雍容的气度。

从复仇上说，张良和项羽又相似。当韩灭亡时，张良的好日子也到头了，就算他不为韩报仇，他也得为自己讨回失去的一切。况且秦对六国贵族是很严厉的，他的三百家僮及其他家产，迟早也会被国家没收，而他自己，就算不被杀死，也要聚之咸阳，严加看管。这里我提一点疑问：《史记》说张良的祖父、父亲在韩国连做五代的国相，可是韩国历史上姓张的国相却于史无征。这就不能排除张良此人姓氏名字的可疑。我以为，“张良”这个姓名未必是真的，很可能是为了避免迫害而“埋名改姓”的—尤其是在他博浪沙狙击秦始皇未果，秦始皇大索天下之时，埋名改姓尤其必要。张者，弓长也，是否暗示他将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而这个“良”字，则更具有反讽的意义，恰好表示他对秦有着“不良”的企图，不是一个“良民”。这很有“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幽默。

张良后来以处变不惊的“柔弱”著称。苏轼称这种气质为“大勇”。但在一开始，张良并不是这样的。当韩初亡，目睹血腥，他也是一个咬牙切齿的人物。如《史记》载，“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是孤注，以百二十斤铁椎掷击秦皇帝，是“一掷”，真正的“孤注一掷”。这与项羽在巨鹿之战中，“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不是如出一辙么？

确实，张良和项羽一样，都是血性之人。项羽的血性见之于外，张良的血性后来蕴之于内，两者并无本质的不同。只是由于项羽不读书，这种血性一直没能内敛，精光外露，而不能韬光养晦。而张良的血性经过一番修炼，由外露而内蓄，从而优游不迫。一般人见到张良这样弱不禁风的外貌，往往不免忽视，但偏偏是他，有着荆轲聂政式的血性。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一些外貌魁梧的大汉，内心却怯懦如鸡，而孟尝君田文、张良、郭解这一类“渺小丈夫”（《史记》说田文语），却往往内蓄着真气度、真英武。

历史有它自身的逻辑。司马迁论述三代之变，说后一时代必是对前一时代的逻辑否定。那么，对于强亢的暴秦的否定，也必出于柔弱。项羽以至刚至强对秦之至刚至强，只能演变为血腥的火并。当项羽轻用其锋，百战百胜，在黄河以北与秦军主力浴血奋战时，张良却以他女人一般洁白纤弱的手，指点着刘邦，如流水一般，随物赋形，绕进关中。最后，灭秦主力的固然是项羽，而兵临咸阳，让子婴降帜道旁，奉玺请降的，却是刘邦。历史似乎非常强硬地向我们表达它的意志：哪怕仅仅是一个象征，也要让代表柔弱的刘邦来取代刚强的暴秦，而不是真正对秦进行毁灭性打击的项羽。同样，杀死秦皇的，不可能是荆轲的毒剑，也不可能是博浪沙力士的铁椎。要缚住苍龙，让关河重重深锁的“祖龙居”一旦瓦解，最后需要的，还是张良这把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绵软的剃刀。

秦始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张良逞于一击的铁椎不但不能杀掉秦皇，反而差点使自己碰到了别人的刀锋上。这一次的失败，可能促成了他的成熟。就算他再不能忍，此时也得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着。而就在这时，他碰到了一件奇怪的事和一个奇怪的老人：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圮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苏轼认为这位圮上老人大约是秦世的隐君子，惋惜于张良有伊尹太公之谋，却出于荆轲聂政之计，才有余而识度不足，所以故意出来试探张良，折辱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当张良面对猝然相遇于草野之人的折辱，以仆妾之役奉之而能不怪，当然他也就“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了。

学礼的儒者张良变成了道家的张良。儒家的阳刚内核被赋于了道家的阴柔外形。精光开始内敛。血性依然，但已是一团和气，而不是杀气。

张良终于脱胎换骨了。

他在暗处成长，磨炼他的天才。这过程也是时机一步步成熟的过程。在耐心等待时机时，他沉稳地、不急不躁地铸他之宝剑：抿唇不语，不疾不徐。他所铸的宝剑，就是他自身的才具性情，就是他的那种从容、优游。深夜里熔炉中的火焰在闪烁，在不被人注意无人觉察的寂静僻远的山野，这铸剑之光先照亮了一些野花的茎和瓣。这些脆弱娇柔的生物为之颤栗不已，这些脆弱敏感的生物在天下之先感觉到了切透纤维的杀气—而此时的世界对此毫无觉察，即将被打碎的世界如暗夜中当道的瓷瓶，自以为深藏安然且自怜自爱—咸阳深宫中的秦皇及其股肱们，他们的梦中可曾出现过一个风度翩翩的柔弱书生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