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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面对着司马迁，面对着这位“史界之造物主”（梁启超语），我惶恐不能下笔已经很久了。汉代人物，在司马迁之前我已写了多位，我满怀渴望却又小心翼翼地走近司马迁，待终于走到他的面前，面对他那迫人的光辉，我有一种无法睁眼的感觉。我感觉到他无比巨大的存在，却无法把握他的一丝踪影。于是，一个白天一个白天我在校园里转悠，一个夜晚一个夜晚我在书房中叹息。我的纸上没有写出一个字。
现在，又是凌晨一点多了，万籁俱寂。城市沉睡了。那受尽屈辱而傲岸光辉的灵魂，醒来吧！给我以教导！
我不知不觉地低声吟诵出下面的文字：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
对了，这是朱生豪所译的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一段有名的台词。这一段我在大学时光就倒背如流的台词，在我的内心时时激起生命的激情。我不相信还有人译莎翁比朱生豪更好了。现在，夜深人静，我再一次被这段台词所感动。而当我吟诵到“一柄小小的刀子”时，我的心头一惊：太史公！你的那柄小小的刀子呢？！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领略到太史公精神世界时的激动。那是在大学，也是夜深人静，漫长而令人倦怠的暑假，同学们大部分都已回家。我独自一人坐在赭山脚下被黝黑的山影树荫掩盖住的教室里，一篇一篇地读着项羽、屈原、贾谊、李广，滑稽与龟策，游侠与刺客……一夜，整整一夜，我没有回宿舍，整整一夜，一边拍案，一边叹息，时而热血沸腾，时而热泪盈眶。山深处不时传来宿鸟梦中的怪叫，蝙蝠不时地从窗子飞进，掠过头顶，扇起几缕头发，又从另一边窗子飞出。世界如此安静，大楼有些阴森，但我感觉到了司马迁的存在：他就在这儿，就在这静夜里，就在我身边！我走到窗前，望着赭山山顶上的满天星斗，太史公！哪一颗闪亮的星星是你？
二
直觉告诉我，司马迁和一般史家大不相同。不要说和后来的那些头脑冬烘满纸道德废话的史家不同，就是和孔子、左丘明也不相同。孔子的面孔太严肃了，他是历史的审判者，历史人物都是他的道德法庭的嫌疑人；左丘明的面孔太中庸了，他是历史的书记官，为孔子的判辞作道德注释。而司马迁则似乎是与他笔下的人物同生死于时代，共挣扎于命运，他们一起歌哭悲笑，一起升沉荣辱。包世臣说：“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安吴四种》卷九）延伸一点说，《史记》中所传的历史人物之身，亦即史公之身；史公之身，与他笔下的人物同遭难，共受苦，同欢乐，共命运！
带着这种直觉，我试图寻找太史公与一般史家的区别。我想，在孔子传统下的中国史家，大都是用他们头脑中固有的价值观念—主要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的价值观念来考据历史，记录历史，评价历史。史家必须兼具书记员和审判官的双重职能。他们是把历史当作这样的对象来处理的：历史是一个事实，但却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事实；是一个经历，但却是人类“曾经有过”的经历。它对我们的意义与价值，乃在于为我们提供一种道德案例。我们关注的乃是这些已经过去的事实中透析出的道德意义，而不是事实本身。这样，作为对象的历史，就被我们判为死亡的东西。事实上，也正因为它们是死亡的—或说已经终结、完成、结案，它们才具有道德案例的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必须死亡，至少我们应该假定其死亡，或命令它死亡。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对历史盖棺论定。
已经死亡的历史当然不具备让我们关心的资格，“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学家们常常这样说。这话假如不是出自感慨，那就一定出自他们长期的史学训练而练就的冷酷的心。面对历史，我们常常如同面对一个蒂落的熟瓜，我们只是榨取它们，而不必牵挂它们；又如尸检官面对一具尸体，只是解剖它，判定其死因，写出尸检报告，而不必对死者表示尊敬与哀挽。
我并不否定这样做的意义，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符合历史事实—历史确实已经过去了，消失在另一个时空了—也符合学术操作规范。
但司马迁则异乎寻常地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对历史对象的处理方式：他抚尸痛哭，为历史招魂，让历史复活。他让历史的幽灵飞临我们现实的天空，与我们共舞。他的历史，是“活的历史”（livingpast）。在司马迁笔下，那些已经过去的人物永远生动。生动者，有生命而灵动也。太史公笔底的“当下性”，让这些人物永远同读者同在一个时空，一样生龙活虎—甚至，正如前人已经指出的，太史公笔下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而一些活着的人却死气沉沉。他笔下的历史比现实还生动。
孔子及其传统下的史家，要在历史中发现必然性，发现逻辑的力量及人类德性的力量；而司马迁，他虽然也满怀无奈与感喟地承认历史的必然性并在其著作中对之加以勾隐索微，但他真正的兴趣，则是关注着人类天赋中的自由精神、原始的生命激情、道德勇气下的义无反顾的心灵；关注着历史人物的血性、气质、性情，以及那种冲决逻辑的意志力量。一个不相信不承认不尊重历史必然性的史家，不是一个老实的、心智健全的史家；但仅有历史必然性而没有自由精神，仅有逻辑而没有意志，仅有理性精神而没有宗教崇高，匍匐在必然性法则之下而不能歌颂个体生命对必然性的抗争，必不是一个伟大的史家。这种伟大的史家必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悲剧精神，所以也往往是伟大的悲剧家。我们在古老的史诗中可以仰望到这样的人物，像荷马及荷马史诗。那是一种怎样的伟大呀！史与诗的结合，可不就是历史必然性和个人自由意志的结合么？在史诗中，历史必然性与个人自由意志的永恒冲突，不就是其作品内在张力与其无限魅力的来源么！
在中国，若要找出这样的一个绝顶的人物，一个无师无友、无复依傍而卓然特立的人物，可不也只有一个太史公么！
三
有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以“绍圣《春秋》”为使命的司马迁怎么会抛弃孔子既定的历史纪年法，而改用纪传体？左丘明就没有这个胆量与见识，他对孔子亦步亦趋。我想，这决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抛弃纪年法，就是对所谓包含历史必然性的“历史进程”的蔑视，是对“事”的过程、“事”的整体有序性的放弃，对“人”的命运、“人”的生命历程的重视。他对那冰冷的历史巨轮投以轻蔑的一哂，然后他满怀慈悲地去关心轮子下面的那些泣血的生灵：无论善恶，美丑，贤愚不肖，他们都被轮子碾过去了，死亡与苦难使他们重获尊严，重获被尊重的资格……
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大慈大悲的，哪怕他表面上多么冷酷无情—有时愈冷酷则愈深情：西方的荷马、雨果、托尔斯泰……中国的司马迁、杜甫、曹雪芹、鲁迅……都是如此。读《太史公书》，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而是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歌哭悲笑。《红楼梦》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太史公书》亦是千人一哭，万代同悲，一代一代的人物以及他们对历史必然性的反抗，对自身命运的体认，构成了《史记》中最绚烂、最悲壮、最华丽、最哀婉的主色调。史学成了人学，必然性成了戏剧性，逻辑的链条崩解了，生命的热血喷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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