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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国，有一个有趣现象，大凡乱世将至，总有民谣四起。研究桓灵之际的历史，读《后汉书》，便会时不时碰到各种民谣，或针砭现实，或褒贬人物，或表达社会公意，或预言社会变故。山雨欲来“风”满楼，风者，讽也。王道衰退，风诗亦起。当初李固被杀，梁冀、胡广之流反而升官封侯，便有民谣传唱：“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后来这些“流言传入太学”（《后汉书·党锢列传》），太学生们就得天下“风”气之先，先“风”起来。当时太学中的太学生与全国各地来的访问学者，达三万余人，他们造作的歌谣，更是传遍天下，且还具有了联络同志、鼓舞士气的作用。他们往往凭着一首歌谣，即可印证“同志”，他们互称“同志”，他们贬低小人也褒扬君子：
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资治通鉴》卷五十五）
语言很简单，但那种引为同道、欣赏仰慕之情，溢于言表。李元礼，李膺；陈仲举，陈蕃；王叔茂，王仲举。他们成了那个绝望时代的希望，成了堕落时代的道德象征。他们确实是悲壮的英雄，欲以一己的道德智慧对抗黑暗，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到第一次党锢案后，李膺免归乡里后，“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朝廷已不再具有精神的引导力量，已不能在精神上感召士大夫，凝聚天下正气，也不再是道德的象征，而仅仅是国家机器的象征—且这国家机器也更多地为邪恶所掌握，成了残害正直的工具。这样，朝廷便成了一堆“污秽”。
是的，当陈蕃、李膺等人被从朝廷及各级官僚机构中清除出去后，朝廷真的是自绝于人民，而仅仅代表一小撮最肮脏的人的利益了。这样的朝廷，除了残存的强制力，已无任何号召力。对社会的号召力已下降到一批以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为感召的士人身上，他们在民间，他们被朝廷驱赶到民间，且还遭到“禁锢”—永不录用。“党锢”的含义即是把一批有精神感召力的党人永远禁锢，终身不得再进入官僚体系。
朝廷这样做简直让我们觉得幽默。朝廷不仅失去了控制天下的能力，甚至失去了控制自身痉挛的能力，它一发作癫痫，就毫无理智；且癫痫一再发作，就损害了脑子—这个朝廷已经没有脑子了，没有精神了，它在桓帝、灵帝及一小撮宦阉小丑的控制下，只剩下了肉体欲望。本来，朝廷中的正直之士还能成为他们的遮羞布，凭着这些正直之士的个人号召力，还能为朝廷维系一些人心。这些正直之士的个人德行，也有利于提高朝廷的平均道德水平。但当朝廷把这一批清流赶出庙堂之后，这个既肮脏又愚蠢的朝廷，就赤裸着丑陋，而承受天下人的唾弃了，民心士心，也随之转向民间—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后汉书·党锢传序》）
他们自己标榜，已不要朝廷的封号。甚至他们死后，都由民间自行封谥。他们不需要朝廷为他们盖棺论定，他们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与道德评价，而朝廷则失去了给人们做鉴定的资格—朝廷在把党人禁锢时，就已经表明它缺乏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仅从失去这种权力与资格这一面来看，朝廷就是这件党锢案中最大的失败者。
在这样的互相标榜之风下，那些被朝廷否定的人物，在民间则得到了莫大的肯定，在朝廷把他们免官的同时，民间就在为他们加冕。他们失去体制中的权力的同时，却无限地增大了他们的精神感召力；体制内“功”的失败，却玉成了他们体制外“德”的成就与“言”的传播。这是他们该得的报偿—他们付出了，并且还将继续付出，直至付出生命，死而后已。
我们来看看当时民间为这些英雄的加冕：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八人被称为“八俊”，俊者，人中之英也。郭泰、范滂等八人被称为“八顾”，顾者，能以德行引道人也。张信、岑眰等八人被称为“八及”，及者，能引导人追宗者也。还有度尚、张邈等“八厨”，厨者，能以财救人者也。这种加冕表明了民间的立场：天下人宗奉的，不再是皇帝与朝廷；天下的人才，也不再藏于朝廷；引导人的，救助人的，给人以希望的，也不是朝廷。天下还是那个天下，朝廷已不像个朝廷，而像一个分赃集团，一个洗钱的黑店。
二
但是，问题是，当朝廷失去了控制天下的权威的时候，当国人都对朝廷吐口水时，党人及其道德能代替朝廷，担当起整合社会资源和协调各社会阶层利益的功能吗？这个社会复杂而精细的秩序能在政府职能失效后继续运作吗？
第一次党锢案爆发时，桓帝令中常侍王甫审讯党人。其主要罪名即是这些党人“结党”。王甫诘问范滂：“你作为人臣，不思考如何尽忠报国，反而与一伙人共同结党，互相褒扬推举，评论朝廷，无事生非。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范滂答曰：“我听孔子说，见到善人就怕跟不上，见到恶人避之如同避开滚烫的水。我只想让善人与善人一同清洁，恶人与恶人一同污秽。我们以为这是朝廷所愿意的，没想到还有什么结党之说。”
仔细分析二人的诘与答，我们发现，王甫所言，乃是事实；而范滂所答，乃是对“事实”的“阐释”。当然，汉末这批清流，并没有现代党派意识，不仅没有共同的纲领与目标，甚至连名称都没有。他们只有一个词，“同志”。但就这一个“同志”，就不免党同伐异：一方面，有对自己这一群“同志”的群体意识，又有对非我族类的排斥意识。王甫接着说：“卿更向拔举，迭为唇齿，有不合者，见则排斥。”这确实是党人尤其是像范滂这样激烈的人的所作所为。他们的道德意识极其强烈，群体意识极其坚定，他们以清流自居，而把宦官等奸佞之徒比作浊流。界限既已清清楚楚，好恶亦随之明明白白。
这是一个分裂的时代。皇上不信大臣，大臣不信皇上。皇上只好信宦官，宦官又常常为私利而蒙骗与利用皇上。皇上觉得满世界没有一个可亲可信的人，党人觉得满世界没有道德的人，宦官又觉得满世界都仇视自己。政府体制内分崩离析到这种地步，党人的道德是不能再补天了。实际上，道德不仅不能成为社会各阶层及政府体制内各部门的粘合剂和润滑剂，更多时候，倒成了分解剂。宦官与党人仇恨之深，鸿沟之巨，一半是由于党人所抱持的道德信仰及其纯洁性、绝对性造成的—过分崇高的道德理念，如同过高的门槛，是拒人于外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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