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康之英”过后，有作为的便是东晋末年刘宋初年的陶渊明和谢灵运了。陶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的开山；谢是“元嘉之雄”，山水诗的鼻祖。他们是试图从体制中解脱自己的一代。由汉末党锢、《古诗十九首》到建安、正始以迄太康，痛苦得太久了，而且他们的实践几乎都证明着这一点：要想在实际的政治生活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近乎徒劳的，甚至，“仅免刑”也难得，往往倒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从汉末至西晋，除了短暂的建安时期外，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为保命而不断退却的路。他们放弃了道德，放弃了正义，放弃了良心，最后甚至放弃了是非判断力，放弃了现实感受力（如果还有感受力就往死里喝酒以求麻木），他们仅想退守活命的一隅，把自己变成没脑子、没心肝，只有高度发达的肠胃和过分亢奋的性器（如果不亢奋就猛吃春药）的猪猡。但猪猡就更是屠杀的对象了，而且还被杀得毫无尊严与价值。太康的作家们虽然不像党锢、不像正始作家那样在政治生活中坚持正义感与道德感，却也不免于在忽左忽右变化莫测的政治陷阱中纷纷灭顶。没有正义的政治当然也就没有稳定，没有稳定的政治当然会使人的命运难以逆料。建功立业的希望破灭了，而官场，以其肮脏险恶倒着实教育了他们，于是他们不再像左思那样热衷于仕进了。“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他们恍然大悟，终于“鸟倦飞而知还”（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掉转头去，向自然寻求了。陶渊明找到了朴实宁静充满人间温情的田园，谢灵运则纵情于清新神奇一尘不染的山水。这是一种逃避，一种远遁，同时也是一种对现实叛变的姿态，他们的行为反证着现实的黑暗。
这里固然有逃避伦理责任的味道，我们也尽可以批评他们把世界及世界上可怜的百姓毫不怜悯地拱手给暴君乱臣而独善其身，但孤单的个人在那个时代实际上也只有这一条路。他们不能改变社会的肮脏与险恶，但他们以自己的行为标示出一片洁净与宁和；他们不能反抗普遍存在且不可动摇的专制与黑暗，但他们在山水田园中保持了自己的自由的个性。这种洁净，这种自由个性，不绝如缕地为中华民族提供理想生活的范式，从而使人知道在“践踏人，侮辱人，不把人当人”（马克思语）的专制之外，还有别样的生活，从而带着希望去反抗现实，追求未来。这就是他们的价值之所在。
二
朱熹曾经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实际上，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不仅是道家，甚至是儒家），都给予洁身自好、隐遁避世以极崇高的文化褒奖，把这种行为看作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既有这样的文化大勋章悬挂在那里作诱惑，便少不了有人要假惺惺地去做隐士，来领这枚勋章。而领到了这枚勋章，又如同获得了特别通行证，余下的关节便可一一打通。所以，隐逸，更多的是一种手段，以这种手段求名求利，甚至最后来了个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求官—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这种文化怪胎的逻辑思路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愿为官而隐居，所以他德行高尚；因为他有了这样高尚的德行，所以他应该为官，甚至为大官。所以，在中国，历代都有隐士，同时，历代朝廷又都去山中征招隐士，隐士与朝廷共同上演这样一出文化喜剧与闹剧。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来认识陶渊明及其行为的意义。与众不同的是，在他那里，隐居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喜欢这种生活方式，隐居本身即是最后之目的。虽然后世人都把陶渊明看作隐士，比如钟嵘就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他自己，却没有把自己当作隐士，他只是在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而已。你看他说的话：“结庐在人境”，不是隐居，而是“结庐”；“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不是故作姿态欲作名士，不是为了要彰示自己的道德化的生活，并以此与社会对立，而是“欲居”，要与那些素心人生活在一起，过一种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数晨夕）。结庐也好，居家也罢，他是在寻找一安身之所，这一安身之所不在高山之上，崖穴之下，不是那种远离人世的高人姿态，而是在“人境”，在“南村”做一个普普通通泯然众人的人，有“邻曲时时来”，“而无车马喧”。他从官场上“归去来兮”，是归来了，回到自己的老家宅院，他不是在寻找一种姿态，而是在回归一种生活，回归自己喜欢的那种生活方式：
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扶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归去来兮辞》）
全篇洋溢着欣喜之情。这是快乐的生活，是平常的生活，而不是什么有故意的寓意的生活，有道德负载的生活。生活就是生活呵，每天就这么快快活活轻轻松松呵，心里哪有那么多的仇恨与决绝？哪有那么多的牵挂与纠缠？天地给我以“生”，我便轻松地“活”。万物得时，我亦得生，但时易逝生将休，寓形宇内有几时？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当下？
当然，他讲到了“世与我违”，讲到了“息交绝游”，还讲到了“吾生行休”。但这显然不能仅仅看作是陶渊明对他那个时代及人物的失望与决绝。因为，什么样的时世才不与“我”相违？有多少“交游”真正知心？这是人生荒诞的一般事实，有这种荒凉感的，岂止晋末宋初的陶渊明？所以，把这些看成是陶渊明对自己的时代的反抗与失望，还不如这样来认识：陶渊明从自己的体验出发，从自己的时代出发，发现了人生荒谬的基本事实，从而超绝而去。不再沉沦于人生的悲剧本质，而是尽量享受人生的乐趣：天伦之乐，田园之趣，出游之快，对了，还有悟透人生之后，心灵的宁静。
再看他的诗：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如何！
（《读山海经》）
读了这样的诗，如果我们还不能倾慕他的那种生活，必是弱智或有心灵上的疾患。我们看到，他不是生活在崇高的道德境界中，以自苦为极，他是生活在闲适的艺术境界中，以自乐为美。他确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士，我看古人或听今人说他是隐士，感觉怪怪的。我们真的误会他了，我们自以为拔高了他其实是贬低了他，贬低了他的境界。我们想让他可敬却损害了他的可亲可爱。一般而言，隐士是使生活道德化，而陶渊明却努力使自己的生活艺术化。道德化的生活指向崇高，艺术化的生活指向美与和谐；道德化的生活指向无，是一种否定式的生活，而艺术化的生活指向有，是一种肯定式的生活。我们看陶渊明的生活：人有屋庐，鸟有树枝，人欢鸟欣，酒香蔬美。又，道德化的生活指向“敬”与“怒”，艺术化的生活指向“爱”与“乐”：陶渊明岂止爱这八九间的草庐，他爱他触目所见的一切，他岂止听到了鸟的啁啾，他甚至一边读书，一边听到了他耕种过的地方庄稼萌叶拔节的声音。有春酒，有园蔬，微风来，好雨俱，而《周王传》《山海图》又把灵魂带到那遥远而神奇的地方，让他做一回美妙的精神之旅，不乐复何如！
他一连用了“欣”“爱”“欢”“乐”这样明白无误的词，来表达他从内心中情不自禁地涌现出来的愉快。他不仅屏绝道德说教，“既耕亦已种”—生活中功利的一面也一笔带过，现在他要在这鸟鸣成韵绿荫覆盖的北窗之下读书了，而他的读书，也是他一贯的方式：泛览，流观，心无芥蒂，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好在，他还没有忘记作诗，为我们留下这千古一快！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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