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对他们说：“侦讯日本战犯的工作就交付最高人民检察署负责搞吧！”
●检察长谭政文诙谐地说：“只要犯人开口说话，我就有办法制服他。”
●周恩来总理沉重地说：“再重申一次，一个人也不能杀！”
●庭审准备周恩来安排庭审工作
早在1953年11月，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就开始考虑拟订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方案。这天，周总理亲自召见了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高克林和办公厅主任李甫山等人。
在会谈中，总理对他们说：“日本战败投降已有八年了。八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是我国的近邻，自战败投降后一直处于美国的管制下，到现在中日尚无邦交，两国一衣带水，建立往来是不可少的。最近，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通过各种渠道探询侵华日军人员的下落。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提出了访问的要求。议员是上层人士，我们关押的战犯在日本国内与这些议员、上层人士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争取使他们有可能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桥梁。我国对在押的日本战犯没有公布，外界还不知道。中央决定尽快对在押战犯进行侦讯。战犯们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我们必须搞清楚，这样才能起诉、审判或从宽释放。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人民检察机关，侦讯日本战犯的工作就交付最高人民检察署负责搞吧！”
当时，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是罗荣桓，他还同时担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所以，最高人民检察署的日常工作由第一副检察长高克林主持。
针对检察署的实际情况，周总理向高克林检察长指出：“这项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现在检察机关刚刚建立，人员可能不足，你们可以向公安部请求给以协助。”
接受周总理交付的任务后，高克林副检察长主持召开了检察署党组会议。会议研究，决定组建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开展日本战犯的侦讯工作，并将这项工作交由谭政文副检察长分管，由李甫山具体考虑并组织实施。
检察署党组会议之后，李甫山便着手开始侦讯日本战犯的准备工作。
当时，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除了从苏联移交过来的969名犯人外，还有140名日本战犯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这140名战犯是日本投降后，被蒋介石、阎锡山网罗的投降日军，他们在解放后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后来被我人民解放军捕获。
在这共计1109名日本战犯中，从日本投降到1954年间死亡47名，1956年最后处理时为1062名。
对于这些在押的日本战犯，最高人民检察署在我国接收之初，便部署了早期的调查侦讯工作。那是早在1951年时，检察署便派出马世光、赵维之等7名检察员，先后到沈阳等地作过一些调查。但在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调查工作停了下来。
李甫山再次接到侦讯任务后，首先仔细查阅了日本战犯的简单资料及当时的管教情况后，再落实了工作所需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及工作步骤、实施计划等，并作出了全面的详细计划，最后随谭政文副检察长到政务院向周总理汇报了他们的工作计划。
周总理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说：“计划还得当，但关于经费的预算，你们再考虑一下。是否组织战犯和汉奸出狱到一些地方去参观，以接受社会现实的教育。这样的话，预算恐怕就不够了。”
周总理还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这些战犯的罪行比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要轻一些。对这1000多名战犯，我们不需一一审判，但要把他们所犯的所有罪行都搞清楚。侦讯结束后，将罪行重大的予以起诉审判，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的。对起诉审判的战犯，也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
周总理又指出：“这些战犯在日本社会有不少的联系和影响。他们侵略中国，残害中国人民，而他们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有的也是家破人亡。在侦讯工作中，你们要通过耐心地争取教育，把他们改造成为反对侵略战争与争取和平的朋友。”
领会周总理的指示后，李甫山在侦讯工作预算中又增加了组织战犯出狱参观的经费。后经周总理批准，于1956年2月起，由公安、检察及民政系统联合组织实施。
至此，战犯侦讯准备工作顺利完成。集训侦讯人员
1954年1月，战犯侦讯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最高人民检察署从公安、检察、大专院校、涉外单位等借调了侦讯员、调查员、书记员、翻译及其他工作人员，共计200多人，在北京朝阳门真武庙街组办了为期1个月的集训班。
集训班是根据侦讯工作的需要和侦讯工作人员的实际情况而开办的。集训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侦讯工作的技术、业务问题和侦讯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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