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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刘秀“卖谷于宛，宛人李通以图谶说光武……遂与定谋”（《后汉书》卷一）。有一本谶书《赤伏符》写道：“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南阳的豪门集团就利用他们假造的这个《赤伏符》为刘秀制造舆论，收服人心。后来刘秀真的做了皇帝，他的经历与图谶相符了，大约他也就因此真的信了符命。于是在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资治通鉴》卷四十四）。当时王充三十岁。刘秀以后几代王朝，无不推崇图谶。到章帝，更把图谶提高到和经书同等重要的地位。白虎观会议以后，章帝让班固把这次会议记录整理成一部《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从此，图谶这种垃圾，堂而皇之的成为官方哲学，并且成了文人的必修课程之一。
在写董仲舒的文章中，我曾提到，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着大量的荒唐的东西，甚至，这些荒唐的东西竟成了文化根基，渗入民族心理的核心，从而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的思维习惯、思维方式。当然也就决定着我们的行为方式，使我们的行为也变得荒诞不经莫名其妙。董仲舒本人的一些行为，比如他求雨止雨时的怪模怪样怪行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如果把文化比作园圃，那么，一方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物种变异以及杂草丛生。中国文化自先秦发育，诸子们种下了各种种子。至两汉，有的发育，有的夭亡；有的种下龙种却收获跳蚤，有的种下跳蚤却收获龙种。总之是，文化园圃一片葱茏，却也良莠不齐。秦实行文化专制，把偌大个园圃一把火烧光，委实是干净，却没有了文化；汉代对文化实行宽松政策，虽则独尊儒术，对儒术特加灌溉，但其他文化也并未因罢黜而灭绝。所以，可以说，汉世有文化，却也一片芜杂，尤其是夹杂一些荒唐的东西。且这些东西还特对统治者的胃口，于是便特别畸形地发展起来。比如图谶、天人感应等等。这些荒唐的东西竟然成为官方哲学思想，而为统治者宣布天下。像图谶这样的文化垃圾，几乎毫无正面价值，它既不能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也不能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既不能有益于认识自然，也不能有益于认识社会。它本身既不是知识与智慧，又不能启发我们去发现知识、增长智慧。它只能为一小撮人、个别野心家的政治野心提供手段。是的，它甚至不能为整个统治集团提供利益保护。
所以像图谶这样的文化垃圾，稍微有些理性的人都会抛弃它，哪怕曾利用过它，比如王莽。王莽利用图谶登上帝位，但一登帝位即禁绝图谶，把再上图谶的刘棻等人严加治罪。他是从中受益的人，所以在操作过程中，他也深知其荒谬性虚假性，并对其隐含的种种危险性有切身体验。
谶纬，是有谶有纬，谶为预言，纬为经解。预言用的是迷信方法，解经用的是神学方法，所以二者能同流合污，合称谶纬。谶的预言据说是符合天命（意）的，或者说谶就是天命的显示，二者相符，所以又叫“符命”。上面有图画有文字，所以又叫“图谶”。又因为往往染成绿色，又叫“符箓”。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西汉就有了。它们往往原先是出自一些民间粗通文墨的人的手笔，大概是以此自神，唬骗乡党，混口饭吃。所以文字往往半通不通，极幼稚。可到了上层后，它的这些文法上的缺点，不但不减少它的可信度，反而增加了它的威严。怪得很。
至于“天人感应”，则兆端于周的德治文化，经贾谊而至董仲舒，已经系统化、理论化。天人感应与“王权神授”、“圣人天知”等一系列思想相联系而存在。它的基本逻辑思路是人间的世俗政权，其权力来源于有意志的天。天是老子，人间的王是天的儿子，儿子的权力与王位都是天老子给的，所以天老子也能收回去。天的意志是扬善惩恶的，所以，“有德者有天下”，相反，失德者失天下。并且，德是可以世袭的，因此王位也是世袭的。子孙可以承祖德而王天下，并且自己也应该积德。积德时，天要降下“祥瑞”，比如灵芝、龙凤等吉祥物，以示褒奖。若不积德而作恶，在用尽祖宗的遗德前，他仍拥有王位。在这一吃老本和透支的过程中，天要对他进行谴告，降下灾异。“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天的仁慈就表现在这儿：他不是毫不留情的，相反，他给予种种灾异警告，这是给天子改正的机会，直到这个天子屡教不改，不可救药，天才来一场革命，把世俗的最高权力与职位任命给下一个有德行的人。
谶纬来自民间，天人感应来自官方，谶纬之神秘性—谶纬本质上是天神及具备天神能力或能感应天神的人圣的神迹，预示或警示世俗人间的事件与结果—与天人感应的神秘性，基本上是相通的，所以能一拍即合，共同构成了汉代的重要文化景观。而且它们恰好把官方与民间立场整合为一体，把官方价值与民间价值融为一体。这种诗性的、直觉感悟性的东西毫无逻辑性与科学性可言，在迹象与事实之间，缺少可以确定的逻辑与事理联系，从而可以信口胡说。而长期的信口胡说，在毫无逻辑联系的两点之间任意构筑语言通道，也必将严重损害一个民族的知性与知识体系，使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严重受损。
这时候就出现了王充。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的那一年（56年），他正好三十岁。三十而立，在一片披靡之中，他挺身立起。
王充的对手其实很虚弱。这个对手仅以数量取胜，是量的积聚与庞杂，而缺乏起码的科学基础。作为一个文化清洁工，王充只是把一些垃圾装进垃圾箱然后处理掉，他要芟夷的，不是大树，而是一些形态丑陋的杂草。所以，王充愤怒却并不吃力，亢奋却并不伤神。愤怒亢奋是因为他觉得那么低劣的东西竟能有那么大的市场，简直是乌烟瘴气，铺天盖地，弄得上至朝廷下至山野，智如学者，愚至村夫，都对之奉若神明—是的，使他愤怒的是人们的愚蠢与轻信，而不是对手的高明与强大。不吃力与不伤神，是因为他的对手既是如此的弱智低劣，毫无学理可言，他破败他们，也当然就稳操胜券，游刃有余。但王充还是为此付出了自己智慧的代价：他也许是一把牛刀，却一直都在割鸡。对手的弱小使他也不能在更高的智慧层次上与之较量，从而展示并磨砺他思维与思想的锋锐。那么，王充的平实、浅显，不乏机智聪明却又终乏深沉博大，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二
《后汉书》里面的王充传，极其简略，不到三百字。比较详细一点的王充生平史料，是《论衡·自纪》，这篇文字一般人都把它当作王充的自传，但我以为说是他的“自辩”更恰当。因为，这篇长文的绝大部分都是王充在为自己作品作辩护。那时有不少“俗人”对王充的为人、仕进、著作、著作的风格，甚至著作的资格与权力都提出了一些质疑。我们知道，扬雄也曾碰到过这类问题，可见，那时代一般人的观念里，还认为著书传世乃圣贤所为（赋家的赋作似乎不在此列），一般人（扬雄、王充的同时代人，同僚、同乡等等，也就把他们看作一般人的）是不具备这份资格的。所以当他们潜心著述的时候，“俗人”们便投来疑惑、质疑，甚至不屑的眼光，对他们进行讥讽、嘲笑。稍不同的是，王充的著作平实通俗，俗人批评他；扬雄的著作深奥晦涩，俗人也批评他。这是一个有趣现象。吹毛求疵的批评总是当代人对当代人的拿手戏。
《自纪》还显露了王充的性情。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王充为人的平实、恬淡、随遇而安。对别人的种种讥嘲、质疑，甚至攻击，他表现的不是愤怒与攻击态势，而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他好像很有“道理崇拜”的味道，说起来没个完，不仅要说透彻，说明白，还要说充分。所以别人是讥嘲，他是唠叨。等他唠叨完，别人怕早已不知去向，他只好悻悻然回自己的家去，拿起笔，在纸上讲道理，眼前浮现的对象就是愚夫愚妇，以及更为愚蠢的学者教授。他是好脾气。但他这样絮絮叨叨不绝，不也显示出他内在的执著？有些东西他不能忘怀。
《自纪》中还较为详尽地写到了王充对自己著作的评价与说明，包括著作一系列论文的目的，写作上的自我期待，写作的特色，及自我辩护。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充家族的遗传特征：对自我的强烈关注与肯定，对自身安全的焦虑，以及一触即发的倾诉欲。他有点像汉代的祥林嫂，不能忘记自己的阿毛（他的阿毛就是他的著作，他很怕世俗之狼把它叼走了），于是不断强化自己的记忆，对最后细节反复追忆。
在《自纪》里，王充提到了他家族的精神特征：“勇任气”、“勇气凌人”、“不揆于人”，甚至在凶岁里还曾有过“横道伤杀”的强盗行径。到王充，他把乃祖乃父在具体人事上的攻击性掩藏起来，压抑下来了。但这一心理能量依然存在，它需要寻找另外的出口，那就是文化。为人处事一派和气甚至还颟顸肉头的王充，在文化上却显得极其敏感，极具攻击性。而一旦他的著作遭人非议，他更是异乎寻常地敏感：他放弃了现世，求的就是在文化上的不朽。这是他最后的领地，他当然不会容忍别人把这一点也毁了，他已无别的退路。在《自纪》里，他列举了当时人对他著作的种种评价，如“充书形露易观”、“充书违诡于俗”、“充书不能纯美”、“充书不类前人”、“充书文重”（篇籍太多而不简约）等等，并一一加以辩解，或认为不是缺点，或认为即便是缺点，也是不可避免的不掩瑜之瑕。正是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见出王充的思想特色及文章特色。
《自纪》中的王充：
经常说别人的长处，很少说别人的缺点。专爱推荐没有做官的读书人，给已经当了官的人开脱过错……能够原谅别人的大错，也惋惜别人细小的过失。喜欢隐藏自己的才能，不好自我炫耀。尽力把修养操行作为做人的根本，而羞于靠才能来沽名钓誉……受到污蔑中伤也不愿自我辩解，官位不升迁也不怀恨。穷得连蔽身的简陋住宅都没有，心情比王公大人还要舒畅；卑贱得连斗石的俸禄都没有，心情却与吃万钟俸禄一样。做了官不洋洋自得，丢了官也不懊恼悔恨……
[原文：常言人长，希言人过。专荐未达，解已进者过……能释人之大过，亦悲夫人之细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为基，耻以材能为名……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贫无一亩庇身，志佚于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钟。得官不欣，失位不恨……]
当被上司了解，破格提拔的时候，不因官大而高兴；当不被上司了解，被降职罢官受压抑的时候，也不因职位低而怨恨。几次被任为县里的小吏，也没有挑挑拣拣……说：地位高时与地位低时操行一样，身份低贱与身份高贵时品德相同，就可以了。
[原文：为上所知，拨擢越次，不慕高官；不为上所知，贬黜抑屈，不恚下位。比为县吏，无所择避……曰：处卑与尊齐操，位贱与贵比德。斯可矣。]
我怀疑陶渊明后来的《五柳先生传》都从中化出。这段文字确实写出了一位修养很深的温良君子形象。一大堆的“无”与“不”，活脱脱一个无是无非无贵无贱齐生一死的高人形象。事实上，我们文化传统中的修养与成熟，就是修养成这样一种对生活欲望与道德是非否定式的人生及人生态度。王充也得向这种文化观念表示敬意与投诚。可是，我们再看看下一段—这是《对作》篇中的一段：
所以《论衡》这部书，是权衡是非的言论，判断真伪的标准，并不是仅仅玩弄笔墨修饰文辞，故作奇伟的文字观瞻。写作它的根源全起因于人间有许多错误，所以我用尽心思，以此来讥刺社会上的不良风俗。社会风俗的特性，是喜好奇异怪诞之语，喜欢虚假荒诞的文章……明辨了这些是与非，我痛心忧伤，怎能不加评论呢？
[原文：《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词，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明辨然否，疾心伤之，安能不论？]
原来还是“有非”！还是要铨轻重、立真伪、辨然否、讥世俗！而且还弄得自己“疾心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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