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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但这却是曹操的时代。他开创了这个时代并掌握着这个时代。朝廷大权已在曹操手中，这个时代的优秀人物也都围绕在他的周围。曹操是真正的中心人物—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文学上的。这个时代的文人，生活在末世与乱世，目睹种种淋漓的鲜血，被迫直面惨淡的人生，但由于旧有的秩序被打乱了，他们反而有了进身的机会。纷乱的社会，也刺激了他们重整乾坤的兴趣与雄心壮志。黯淡的感伤与寂寞的无奈一扫而空。他们忽然发现自己正面临一片荒野，拓荒的欲望与自豪油然而起。中国的文人，历来都把自己的文学才能等同于政治才能，建安之际，正有这样一群有着高度的文学自信的文人：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
这批乱世中的文人，在他们走上历史前台之前，就曾“独步”、“鹰扬”、“擅名”、“振藻”，眼高于顶（“高视”），鹤立鸡群（“发迹”）。这是一种自信，是对苦难社会的自信心与责任心，也是一种贵族式的精神状态，一种高贵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和颓废情调的品质：
——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曹丕《典论·论文》）
——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文心雕龙·明诗》）
这是一种历尽苦难后的意气风发，是长期受压抑后终于喷薄而出的激情。从汉代“清议”以来，我们久没有从知识阶层中发见这种激情了。
自从汉献帝流离迁移，文人也如蓬草一般随风飘转。直至建安末年，中原才得平安。魏武帝曹操以丞相和魏王的尊贵，平素就爱好诗章；魏文帝曹丕以太子的重位，善于作文写赋；陈思王曹植以公子的豪贵，笔下琳琅满目。同时，他们还体贴尊重英才逸士，所以他们身边的英俊之才如同彩云环绕：
王粲（仲宣）从汉水之南的荆州前来委身投靠；陈琳（孔璋）从黄河之北的冀州来归顺从命；徐（伟长）从青州来做官；刘桢（公干）自海边来任职；应（德琏）集中表现了他斐然成章的文思；阮（元瑜）施展表达了他风度翩翩的志趣。路悴（文蔚）繁钦（休伯）之辈，邯郸淳（子叔）杨修（德祖）之类，在酒席前风流倜傥，在坐席上侃侃而谈，挥洒之间便成酣畅之歌，研墨之际便出谈笑之文。看他们那时的文章，都喜欢慷慨激越之声，真是因为当世多年累积的战乱与流离，风气衰颓，民情怀怨，再加上作者们志向深沉感慨深长，所以他们的作品慷慨悲壮而气势不凡啊。
[原文：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当作子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建安时期的那种“志深笔长，梗概多气”一定深深地激动着和尚刘勰，以至于他这段文字写得如此酣畅，我们一口气读完，然后废书而叹，对那一段生活心向往之。我们甚至忘了那恰是一段最为苦难的时光。精神上的发舒已弥补了太多的委屈。这段话，很形象地说明了建安文人曾经有过的“蓬转”的生活经历以及归曹后的意气风发。
曹氏父子三人，不仅自己是文坛高手，曹操还“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把天下文人收罗在自己周围，且能“体貌英逸”，反对“文人相轻”。对文学及文人，不因不懂而蔑视，也不因半懂而嫉妒，更不因太懂而多疑，所以，他们的“区宇之内”，“俊才云蒸”。曹操之外，丕、植都成了建安作家的朋友，是文友，亦是酒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难得的。我们看他们的生活，除了这段话中的“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外，还有众多的记载：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
（曹丕《与吴质书》）
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
（《文心雕龙·明诗》）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
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
……
飘颻放志夜，千秋长若斯。
（曹植《公诗》。案：应《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此两处的“公子”，皆指曹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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